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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,90后,做VC

这是一个90后在70、80后掌握话语权的圈子里,寻找自身职业上升路径的故事。

文丨张永迪

编辑丨蔡逸枫

来源丨投中网商业深度

“ “在座的谁用快手? ”

“既然在座这么多人都没用,那就没法投。 ”领导示意过下个项目。

这一幕发生在某一线基金的投委会上。 举荐此项目的年轻投资人黄明,当时27岁。 他心里嘀咕,在座的都是投资人,白领不用,不代表更广大的人群不用。 “投资人这个范围太小,不具备样本性。 ”可这个嘀咕,他终是没敢大声在会上表达出来。 因为年轻,还未有明星项目和职级为他撑腰,底气不足。

快手这个项目,早期也到过时任君联资本投资经理的孙月鹏手上。

为了在内部项目过会上,证明快手的可投性。 他走访了20多个乡镇做调研,蹲点影院、商场、游戏厅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,观察当地年轻人在观影间隙、闲暇之余,都在用什么APP。 并将调研结果整理成了一份长达60多页的PPT,试图说服领导。

“当时有几篇关于快手的文章影响了大家的讨论,重点集中在价值观等方面。 基于自身投资经理的职级,我也有点迟疑,就没再大胆推进。 ”孙月鹏语带遗憾。

90后VC,还未具备足够话语权。

从发展历史上看,VC是个年轻的行业。 自1985年中国成立第一家风投公司“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”,至今也不过30多年的时间。 这个年轻的行业里最早一波90后从业者,恰好将迎来他们的30岁。 他们自认是缺乏运气的一代人,至今为止还未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机遇。

在那个名为“明星投资人”的众神殿里,90后普遍缺席。 但因为行业的特殊性,年纪轻轻的他们却支配着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。 年龄和经手的财富形成了鲜明反差。

外界因此认为他们年轻有为,不乏种种猜想: 出入五星级酒店、坐头等舱全世界飞来飞去、年薪百万起跳、一个项目就可实现财富自由。

可更符合事实的情况是: 他们月薪与普通程序员相近,入行底薪在15000—25000元之间,出行全季和经济舱是标配,每月同样有房贷要还,同样忧虑KPI和职业瓶颈问题。

既没赶上互联网的红利期,还要面对并不景气的大环境。 曾经被冠以“新新人类”的他们,逐渐被更年轻的后辈们贴上了“丧”、“油腻”、“脱发”的中年标签。 这是一个投资行业的年轻人逐渐“步入中年”的故事。

殊途同归做VC

“投资人、程序员是时下最热门的两个职业。 ”猎头邓玲告诉投中网,这两个职业颇受当下年轻人的青睐。 “因为有无限的可能性,说不定哪天就因为一个项目发达了,哪天就因为创业走上人生巅峰了。 ”

青松基金投资副总裁王兆乾就是做猎头的同学将其推荐进入VC行业的。 此前,他误打误撞进入一家国企PE工作,不到一年,见有机会能进入VC行业,便毫不犹豫。 进入VC行业,是他在英国读大学时埋下的种子。 当时,他眼见一个校友的父亲,在没有任何原始积累的情况下,用短短三年时间,完成了巨大的财富积累和提升。 从基层公务员成为了国内知名机构的创始合伙人之一。

王兆乾家庭富裕。 出生在山西的他,对财富自由的定义是可支配现金要有5个亿。 要想超越父辈的财富积累,依托所学专业神经学/脑科学继续做研究,可能性不大。 但VC这个职业有机会,投中一个独角兽,财富翻倍增长。 比如,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,回报率是1700倍。

不少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,看的不是现在,赌的是未来。 孙月鹏是降薪加入VC行业的。 进入VC行业前,孙月鹏是外界眼中光鲜的投行人。 大学毕业在国企工作的他,为了能成为投行精英,准备了三年的时间才如愿以偿。

“在投行工作了三个月,我就看透了,特别清晰地知道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。 ”孙月鹏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,因为投行人的光鲜生活慕名而去,但当五星级酒店和头等舱以及高额的项目分红,都掩盖不了投行高强度且机械化的工作本质时,他萌生了退意。

他形容VC是个特别接地气且幸福感很强的工作,不像投行“一直端着”。

这个“接地气”的转换首先就体现在工资上。 孙月鹏在投行工作时,工资加项目奖金是转到VC行业后总薪酬的四到五倍之多。 让他甘愿降薪的核心原因是“VC是为自己做事。 ”他深切感受到,投行做得再好,工作再卖力,“更多是在做嫁衣”。 但VC行业不同,每一个项目背后,投资人自己的名字都能被看见。 树立自己的品牌,比高薪更能让他产生幸福感。

半路转行进入VC圈的人也不在少数。 李杨,早前在36氪做医疗大健康领域的主编,赶上了行业大环境的繁荣期,于2016年加入了普华资本。 朋友同事都羡慕她转型成功,她亦坦言自己幸运: “换做是如今寒冬的大环境,以我当年的资质,是很难进入这个行业的。 现在的行业准入门槛高了很多。 ”

这点被猎头邓玲证实了。 她表示,从去年开始,投资机构便极少招人了。 “社会招聘的机会少之又少。 门槛也一再提高,不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,很难有机会进入这个行业。 ”

李杨就认为自己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入了行。 这个行业最大的吸引力,是能与业内的顶尖人才交流,从而促进自身的高速成长。 “我看的行业是医疗健康,它是有一定门槛的,如果不做投资,业内的专家、教授、学者,也不是我们年轻人想接触就能接触到的,就更别说直接对话了。 ”不做VC,她很难获得业内一手资源信息。

入行的理由虽各不相同,但这群年轻人的初衷高度一致,都是为了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,实现自身价值,从而产生行业影响力。

注: 部分受访者,左起: 刘天杰,何天阳,孙月鹏,李杨

要学会理性、狼性、老道

“我何德何能啊! ”27岁的郝婷向投中网回忆起,已过不惑之年的创业者为她斟茶倒水时的情景。

当初,她刚从记者转到VC行业,跟着老板一起出席一个教育类创业公司的董事会。 动身之前,她听老板说这公司业绩不太好,心理便有了“不会是一个很平和的会”的预期,尽管如此,会议现场的刀光剑影仍旧让她倒抽一口凉气。

她回忆,会前创始人殷勤地给比自己年轻的投资人倒茶,然而这一举动并未减少投资人们的质问。 现场你一言我一语,言词犀利,语带责备。 创始人唯唯诺诺,散发着一股”中年人面对苦难现实的无奈和颓丧”。

开完会,郝婷从旁听说,当时创业者的妻子正因癌症入院治疗。 而这一情况,在场的投资人皆知晓。 “可能是职业原因,他们没有表现出同情,反而第一时间关心的是怎么处理这家公司,能让自己机构的利益损失降到最低。 ”郝婷认为这没错,是职业的表现,但她接受不了这个职业利刃背后的冷酷。

她因此选择离开这个行业。

华映资本的刘天杰看起来是更具狼性的投资人。 同样是在一家创业公司的董事会上,他会因为一个投资人感情用事,将商业利益比喻为家庭伦理亲情而不满。 他主张在工作中不带情感,“怜悯、愤怒、大悲大喜,这些情感会影响判断。 工作是解决问题,生活中抒发情感的东西不要带过来。 ”

这种狼性不是与生俱来,是在工作中一次次碰壁后得出的经验。 币圈投资人何天阳的故事具有典型性。 何天阳在币圈成立天使基金前,是个智能硬件领域的创业者。 他自认自己对创业者有同理心,不会过于“冷酷无情”。 可这个想法,在一次他与被投企业CEO之间的“开撕”上,发生了转变。

被投企业CEO是个比他年长很多的创业者,初出茅庐的何天阳觉得他身上有丰富的行业经验,专业能力也不错,能成事。 但在一个行业机遇面前,本该放手一搏,倾全公司之力,都要奋力争取的机会面前,创业者停驻犹豫了。

“这个时候我本该要非常武断的Push他们的,但我当时也犹豫了,想到自己之前作为创业者时,不太希望投资人干预太多,也因为过于相信创业者的能力,而没有跟进。 ”何天阳回忆,由于自己当时的感情因素多于理性思考,最后导致了创业者和他们团队出现了开撕的情况,局面一度非常难堪。 “互相责怪,都觉得问题出在对方身上。 ”

所以,这件事之后,他引以为戒:理性思考是一切的前提。

这几位90后投资人,无一例外,都有过因为年轻,怕被创业者质疑,把自己尽可能武装成熟的经历。 有的人选择留胡子,有的人想办法在穿搭上更成熟一点。 很多时候,他们得把自己日常的感情拿掉,尽可能地表现出冷静克制而又专业睿智的一面,以此博得创业者的认可。

可正因为年轻,在向着老道这个标签靠拢的路上,他们要完成方方面面的修炼。

比如要学会抢项目。 好的项目是要抢的,做VC的人对于这点心知肚明。 现任洪泰基金执行董事的孙月鹏将抢项目的手段归结为: “文抢或武抢。 ”文抢既是保持和创始人的密切沟通,不停询问对方,他们缺什么,你们给什么,后续能做到什么赋能的事情,洞察人心直击本质;武抢,从字面意思上不难判断,身心都时时地跟着创始人,找到时机立马赶到对方身边,最快速度敲定deal。

狼也不是天生就会捕食的,挨过饿,有过嘴边食物被抢的经历,内心的狼性就被激发出来了。 李杨就有过项目在临近签约时被截胡的经历,当时就差签字了,但竞争对手知道后给出了优于他们机构的条件,让创业者中断了合作。 此后,只要是她觉得还不错的项目,都会立马直接飞到创业者所在城市,面对面的跟对方长谈,直至合同签完字。

比如要适应社交。 这些90后投资人多是独生子女,从小被6个家长捧着长大,在进入职场之前,他们是一群不需要具备讨好型人格的人。 这些年轻VC们无一例外的想成为研究型投资人。 有业内人士把投资人分三类: 社交型、天生自带商业敏感型、以及研究型。 顾名思义,相较于后两者一个靠天赋、一个靠专业知识,社交型更多的是靠行业人脉资源。

社交给孙月鹏带来的困惑在于: 你和工作中接触的人,除了聊行业,还能聊什么? 他投资文娱赛道,时常会接触影视圈、娱乐圈的人。 一个饭局上,他作为资本出席,可面对四、五十岁的行业人士,他有种插不上话的尴尬。 “人家会聊老婆孩子。 我完全没经历,每到这时候就插不上话。 ”

但没人能否认人脉的重要性。 在大家都拼内功的情况下,有人觉得内外兼修,才自带竞争力。 王兆乾工作前从不和自己圈子外的人交谈。 但做VC以后,他发现陌拜是VC的核心技能之一。 同时,还得广交朋友,“不论三教九流,我曾经一年请人吃饭就要花二十多万。 ”他用饭局和阿里、腾讯、头条的内部员工建立联系,“会盯住这些大公司的高层变动,但凡他们想要创业,都要找过去。 ”

做投资的90后,少有家境贫苦的

离钱近的地方,容易被外界冠上滤镜。 外界给投资人的滤镜是“年少有为、财富自由”。

华映资本的刘天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为了离上班地方近一点,他特意离家,在建国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。 以便能每天滑滑板上下班。 本科就去美国留学的他,日常除了滑板,还爱看书、看展。 他信奉硅谷那一派的投资人,“有人文素养做积淀,格局会更大。 ”他自觉VC圈鱼龙混杂,“真正看书的人很少。 ”

王兆乾日常的代步车是法拉利,并在深圳贷款购置了一套千万级的房子。 每月6万多的贷款,他的薪水和奖金尚能负担。 但相比于在英国留学时每年花20万购置衣服,一对耳钉就是十万元左右的品质生活,他现在“节省不少”: 只买Hollister和Superdry两个牌子的衣服。 “现在的花销忽略不计,我现在的薪资和奖金,还完贷款,肯定没啥结余了。 我并不是特别care薪水,尤其是在入行的前几年,有没有薪水都无所谓。 如果刚毕业就能去红杉,倒贴钱也愿意啊。 ”

“VC并不是暴利行业,赚钱也是行业里的一小撮人赚钱。 ” 王兆乾自嘲道,“我自觉没其他技能,VC没有硬性门槛,阿猫阿狗都可以做VC。 ”

王兆乾想要通过学习怎么做VC,从而更好地做LP。 没入行前,他交了接近千万的投资学费,跟投了诸多项目未见回报。 另外,他觉得VC提供了一个能够了解各行各业的机会。 他并不认同自己是典型的富二代,“富二代不会像我这么辛苦的。 ”

加入青松这家投资机构后,他为了更好的发现项目,做了90多页的PPT来研究教育赛道。 加入青松前,在一次农业企业尽调过程中,为了进行企业资产盘点,寒冬腊月里,他在温州雁汤山下鱼塘数了三天鱼。

父母得知王兆乾的工作经常需要四处出差,且工作时长久,便常常劝他回家继承家业。 在他的生活圈子里,没有人觉得VC是个高大上的职业。 “我同学、朋友家里都有上市公司。 我羡慕他们还来不及,他们怎么会羡慕我做VC。 ”

孙月鹏的父母最操心的则是他的人生大事。 由于做VC,他强烈要求自己的自驱力达到极致。 每天固定七点起床,吃完早饭,他要花一个小时学习法律、金融相关的行业知识。 再花半小时在自己的Calendar App上记下当天要做的事情。 如果不出差,他的时间会被大量的会议和见人填满。 晚上睡前写投资笔记是他雷打不动坚持了四年的事情。

享受美食和旅行,是他释放压力的出口。 他的笔记本里夹了两张扉页,是已经打卡填满了的中国地图和正在打卡填空的世界地图。

孙月鹏前段时间刚升职。 洪泰基金创始人盛希泰曾评价他是“特别稳妥”的年轻人。 孙月鹏将其归结为两点,一是自己有受过投行的基本功训练,做事会严谨一些。 其次,他坚信VC这条职业发展道路,高度自律,工作几乎占满了他的全部生活。

做投资的90后,家境极少有贫苦的。 他们多是独生子女,父辈、爷爷辈们留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。

王兆乾对此有一个自己的观察: 一二线基金,基本非清北复交四所大学不招。 “这四所大学里,有家境不好的学生吗? 几乎没有。 ”据他目力所及,周围的同行里70%都家境殷实。

年轻的“中年焦虑”

焦虑是城市中产们绕不开的话题。

他们对生活有一定的品质标准: 轻奢、旅行、房贷、养车,每一个螺丝钉都不能松动,能过上中产生活的高知们,也在穷尽心思的考量,如何确保生活不受经济行情的挑战。

作为典型城市中产的VC,焦虑或许是固化身份的护身符。

刘天杰的焦虑爆发在每次合同签字盖章前后。 这段时间他会严重失眠,因为脑海里一直在反复推敲所投项目的细节,看是否有漏洞。 他坦言,数千万的项目从自己手里盖章过合同时,内心会涌现阵阵不自信,比如在合同盖章走流程时,他会一拖再拖,拖到创始人催促为止。

李杨的焦虑则直接传递到了她的身体: 皮肤反复过敏。 采访当天,她的脸部过敏还未消散。 但她无暇顾及就医,因为晚上的航班又要飞到另一个城市。 她笑言,公司的投资人有个群,大家会时刻分享动态和焦虑,脱发、失眠,不值一提。

作为币圈的投资人,何天阳的日子好过点。 自己是机构创始人,KPI的压力相对较小,投钱也更为自由。 至今为止,他的焦虑主要在于怎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,让自己能“更老练地识人”。

“我每天都很焦虑,好的项目在哪里,新项目在哪里,每天都在寻找,找到了也不一定对,企业都是九死一生。 ”王兆乾下了一个判断: VC 没有不焦虑的。

尤其是在募资难、风口不再的大环境下。 不少媒体报道了投资人转行的新闻,许多投资人从机构流向了大公司的战投部,更有甚者转行去卖保险。

然而这些90后投资人们并未流露出想要转行的意图,也对去大公司战投部兴趣不大。

“去大公司战投部固然能见大江大河,但所有的投资业务都是要围绕着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来展开的,项目投资自由度没有那么大。”刘天杰如此解释自己暂时不愿意去大公司战投部的原因。

孙月鹏说,他周围倒是有不少同看文娱的朋友开始转看其他领域了。 他自己颇为坚持,“毕竟文娱是刚需,现在的环境是暂时的。 我要在别人都离开的时候坚守,这样下一波红利期到来时,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。 ”

尽管有不少知名投资人曾公开表示,投资是能做一辈子的事业。 但90后投资人们已经普遍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。

刘天杰告诉投中网,35岁是个分水岭,如果在这个时间点还未投出业内知名的标杆项目,会处境尴尬。 “如果你在一家机构呆到40岁,那大概是合伙人级别。 到了这个级别,你还没有一两个标杆项目,如何服众?”

刘天杰给自己的期限是35岁。 如果到时还未有标杆项目,“那真的是该考虑转行了。 ”

要想把工作做好,在一个行业内有所建树,无有不焦虑的。 同龄人奔跑的速度,行业最前线的消息,对核心问题的剖析能力,每一个都像一缕丝,织 起了职业焦虑的神经网络。

VC圈的话语权还牢牢掌握在70后、80后的手上,90后的空间在哪? 这是每一位年轻投资人心中绕不开的问题。

刘天杰对此给出的答案颇为肯定,“85到90后这一代,肯定会冒出投得特别优秀的人。 大概是在40岁的时候,会逐渐显现。 ”比如红杉资本的曹曦。 这位红杉中国最年轻的合伙人,自2013年加入红杉,用不到 4年的时间,便完成了从投资经理到合伙人的跃升。 主导参与投出了快手、斗鱼、英雄互娱、懂球帝等明星项目。

据业内人士 透露,目前一些投资机构内部皆有培养接班人的趋势。 刘天杰说,未来,VC这个行业会日益个人化。 “个人品牌会成为主流,话语权可能不会在机构手中。 ”这是90后的机会。

只是,这个机会的代价是未来的一整个十年。 等熬到了40岁,这一代90后投资人们,就该向“年轻投资人”这个意气风发的标签道别了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黄明、邓玲、郝婷皆为化名。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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